商业规划应按市场规律选择 行政干预需有底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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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祖坛经》上说，当年六祖得了真传，隐居广东曹溪十余年。后来因缘际会，在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其间因有二僧辩论风幡，一个说风动，一个说幡动，争论不已。慧能遂进曰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只因这一段公案，遂有了后来的禅宗六祖。如果抛开故事中的禅宗佛理，用句俗话，大概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可以差相仿佛。境由心生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最终取决于自身认识的局限。所谓“经学家看见易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……”也是这个道理。

正因为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差异，才有了对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认识，而这些不同认识常常左右了我们周围事物的命运，并最终决定了我们人类自身的命运。

“自然无杂木，心中有杂念”

在被某报提前断定为“2005年最大败笔”的“圆明园覆膜事件”中，大量本地植物被当作“杂木”砍伐净尽，致使圆明园原有的以本地植物群落为主体的生态环境遭到灭顶之灾。当时即有专家指出：“自然无杂木，心中有杂念。”所谓“杂木”不过是公园管理者心中的“杂木”，是影响其“去遗址化”、“泛商业化”过程的“杂木”。实际上正是这些“自然生长”起来的杂木，构成了圆明园遗址自然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成为本地生态链的重要环节。“杂木”的被挞伐，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局部生态，而且也违反了中国古代园林主要借用本地植物的传统。

遭受同样命运的不仅仅是那些没有经过人工“栽培”的植物群落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那些土生土长的胡同、树木、四合院、小卖部也都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命运。按照建筑大师们的说法，这些都是“自然生长”起来的建筑和商业形态，是“宜居城市”的重要指标。但这些说教并不能减缓旧城改造的飞快速度，大量的城市原生群落正在被当作“杂木”清除，那些被精心“栽培”过的“伪本地植物”、“伪古董”鹊巢鸠占，“闪亮登场”。在改造后全是簇新大楼的“百年老街”、千篇一律的“酒吧街”走一走，这种感觉不难找到。

应该说，“自然生长”的建筑，与那些“人工栽培”的盆景有着天然的联系和严格的分野。所有那些原生的建筑与商业形态，无疑都带有“自然生长”的烙印，但是原生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，或者说从杂乱无章到井然有序必然存在着一个去芜存菁去原始而“人工”化的过程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重复建设、无序竞争是市场淘汰规律过程中的必要成本。这一过程也许很短也许很长，过程越长，成本无疑越大。如果有“圣人”出，或者仅仅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把别人成熟的经验拿过来，或许就能缩短这一过程的时间，减少成本。如果不能断定这个人就是“圣人”，那么这一过程仍然是充满风险的。人工雕琢的后果，可能会彻底毁掉已经形成的社会群落、人文环境和商业氛围，同时，移植过来的经验或模式大多水土不服，从而导致城市光鲜亮丽但不宜居住，街道宽阔但不宜出行，商场林立但人气不足……

行政干预的能力和动力

在任何一个国家，管理者对城市的规划都是必然而且必要的。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案例，更不乏糟糕的设计。概而言之，成功的理由只有一条，那些成功的规划无一例外都充分考虑到了居民的生活、出行以及商业需要。

那些成功的规划，虽然是人为的设计，却是自然生长的延续，是对“原生植物”的梳理修剪而非砍伐和移植，而商业规划的成功更是按照市场规律选择的结果，对商业氛围的尊重很好地保护了原有的商脉和人气。同样，那些失败的案例无一不是长官意志的体现，对城市自然生长的戕害就像裹脚布一样源远流长。如果说对旧城改造的失败是在割裂城市的历史，戕害城市的文化，制造大量不伦不类的非宜居城市，那么对商业改造的失败则意味着迅速的财富流失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因此，对商业网点的改造更应慎重，更应该强调市场底线。

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，市场的完善使其对商业网点的分布具有天然的调节功能，那些被淘汰的往往是不适合市场需要的商业形态。由于是私人资本占主导，无论谁占这块山头，对政府税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，因此，行政手段对商业网点的干预并不积极，其手段也更多采用市场手段。但如果发生在一个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的“后计划经济国家”，情况就不同了。

首先，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有足够的动力。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，税收固然是重要的方面，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也是极其重要的表现形式，否则就会像香港警察苦于没有证据一样“报告不好写”。在这方面，大商场已经过气，最热的就是“猫”（MALL），于是才有了轰轰烈烈的“造猫运动”和大大小小的陷入经营困境的“猫”们。

其次，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有足够的必要。这有两个方面，其一，由于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资源，导致市场发育不全，进而导致无法完成合理的自身组织净化，淘汰机制、退出机制乃至竞争机制都不健全，因此需要政府干预或者推动。这是一个狗尾巴问题，转着圈的。其二，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过低，盖房子一要花银行的钱，二要花购房者的钱，一旦有风险，不是转嫁到金融机构身上，就是引发社会问题，危害社会稳定。

再次，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有足够的能力。这个就不用说，圆明园的“杂木”就是例证。但是，值得警惕的是，在一个具有干预习惯的社会，一不小心，就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，从而导致市场化的成果毁于一旦。

对权力扩张保持足够警惕

在20世纪80年代，在超大型大规模集成电路赶超的时候，日本采取了由政府主导型的技术发展模式，政府和八大厂家组成一家公司进行技术攻关，结果在超大型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很快超过了美国，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超大型集成电路制造业的霸主。进入90年代，日本在“高清晰度电视（HDTV）”采取了同样的“政府主导”方式，但是这一次却失败了。日本在世界上首次演播了模拟技术的高清晰度电视（HDTV），但是两年之后被美国的数字化HDTV超过。到1994年日本放弃模拟式HDTV的时候，其在这场竞争中花费的18年努力和大量的投资全部付诸流水。数字技术使美国成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霸主。即使到现在日本与美国在网络技术上的差距仍然很大。原因即在于日本对技术革新保持强有力的“行政指导”，通常先由有关部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预选，对技术路线乃至技术标准作出规定。而“美国方式”却由不同的企业和个人以千军万马各显神通的方式进行，谁最先取得成功，相关部门就将其技术标准确定为行业标准。日本的方法虽然有利于集中统一地使用人力、物力，却束缚了人们的创新活力。

对技术、产业的强力干预，最终导致了技术的落后和产业的失败，这已经成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。作为东方国家，日本虽然已经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，但其来自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一直比强调自由市场的美国要强得多。来自个人和个别机构的智慧终究是有限的，个别成功的范例并不能代替市场的最终选择。只有市场的选择，才是最佳的选择，并且可能是最后的胜利者。作为一个具有同样文化传统和干预习惯的国家，我们不能不对任何一个规划对市场的干预保持足够的警惕。

实际上，计划也好，规划也罢，都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。甚至可以说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，计划和规划也有了更多更有效的手段，也有了更好的减少失误的方法。但是，从目前的情况看，距离无失误的理想的计划时代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任何带有计划色彩的手段在使用的时候，都必须恪守市场的底线，不要因为心中的“杂念”制造无辜的“杂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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